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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12-16
Maureen Tucker访谈(1998年) - [各个都精彩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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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:剑影蓝
“每当被问及有关地下丝绒的事时,你会有多难受?”“噢,我不介意,”莫林.塔克笑着回答说。但我打算坚持自己的信念,假定你了解歌手/鼓手/吉它手莫林.塔克以前待过,但现在烟消云散了的乐队的话。这是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她,却知道很少或者根本不知道她之后干了什么。她的个人生涯充满了乐趣,她那打动人心的音乐,得到了以前团员,以及音速青年、Half Japanese、以及其他乐迷、支持者的帮助。在当了多年的妻子和母亲之后,重新回归到音乐中,音乐仍是的她伟大目标。莫林就如同她的歌一样的人性化,甜美,乐于倾听。她最近发行的专辑是向她所钟爱的音乐致敬,随着她使得她的新乐队成形,将发行《Grl-Group》以及更多的专辑。 P:在丝绒解散之后,你为何决定要离开音乐一段时间? M:那时已经不再是丝绒了。当我和丝绒一起时,是同一队朋友一起。在我的想法里,我并不试图成为一个音乐家,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和其他人一起。因此我出去找了个工作。我没有兴趣和其他人一起做音乐,对我来说这仅是一点冒险。 P:事实上,当这个乐队成为传奇时,对你是否成为了一种负担? M:对我不是。我作为一个歌词作者,我想它对Lou是一种负担。但它使我感到厌烦,我们是如此优秀,却没人听(笑)。在我看来,它并不是一个职业。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,那我就得有一种非常不同的世界观。 P:那么是什么让你在81年又重新录制专辑的? M:是Boston的一个人找的我。不知怎么的,他得到了一些Jonathan Richman和我录的磁带《I'm Sticking With You》(74年的事情)。我认识Jonathan Richman时他才14岁,那时他常常来丝绒的现场,所以我们永远记得他。我和Jonathan Richman录了一些歌,不发行,只是录着玩。Boston的那个人得到了这些磁带,想要在他自己的小厂牌下发行它。他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另一面再录点什么。我说我再录点什么呢!然后我说让我想想吧。那会儿我们刚弄了一个四轨机,所以我想也许我能拿它折腾折腾,再录点能听的东西。我录了“Around and Around”,我想也许这还不坏。我认为我会自己发行它。我就一直录着,直到我有足够一张专辑的歌儿。 P:你是怎么认为你做的第一张专辑的? M:我喜欢它——我认为这是张有趣的专辑(笑)。它完全是非专业的,当然了你能真的看到我录一张专辑的好时光。它真的仅仅是给歌迷的——我确定其他人只会满怀厌恶的奉承它。 P:这张唱片是否帮助你走出了困难并且决定再次回到音乐中? M:实际上它并没有。那时候,我的孩子们很小,我只是单纯的为了兴趣才再次录音。我从没想到过“再次回到音乐中”。我倒是回去给孩子换尿布了。在88年以前,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 P:在80年代,地下丝绒做为一个传奇而被众所周知的,而你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因此做点什么,这倒真令人惊奇。 M: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些。我发现每个人都记得它(指丝绒)是在我制作《Playin' Possom》时,我纯粹为消遣看了一些音乐杂志,才看到了这些。在一两个月之后,我才意识到,不管我拿起哪本杂志,我们都会被提及五六次,一般是说我们影响了别人,或者是:“你必须听这张唱片”。那对我才是一个巨大的震动。在那些日子里,一直都是Lou和John(被提起)。我真的一直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音乐家。此外,我有孩子,我甚至不能考虑旅游或者是花些时间来录东西。那根本就不是我能考虑的东西。 P:你是如何决定在88年重又录专辑的? M:Kostek(来自地下丝绒鉴赏会)和Phil Milstein正在美国,他们为他们的杂志收集资料,想要采访看过地下丝绒或者是喜欢丝绒的人。他们来到我在凤凰城的家里采访我。他们带了一盘带子来,想听听我对带子里录的乐队的意见。其中一首歌是Half Japanese的,我立刻就被击倒在地。它是如此的有趣并带劲,这些年轻人显然也不是你能称之为职业音乐家的人。但是这真他妈的好听。我要了他们的地址然后给Jad写信,告诉他我是多么的喜欢他们的歌。他开始给我寄他们排练的带子,真是棒极了。他的歌就像“让我们做吧,她爱你,一二三四,”然后你会听到萨克斯”。在1980年我认识了Jad Fair,然后我们就彼此通信。 两年之后,他来凤凰城见他的祖母,然后我们见了面。在那之后不久,我搬到了乔治亚州,而Kostek在佛罗里达,我们近了很多。Jad去找他们,于是他们问我是否想要同Jad一起录点东西,因为我住在附近,可以一起能做点什么。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周末过去,我们一起录了一张EP 《MoeJadKateBarry》。这仍然仅仅是“玩儿”,我不认为那是一种事业。 P:你没有在整张EP里唱歌儿? M:我在一首歌儿里唱了合声。我并不是一名真正歌手,有Jad在,干么要抢他的? P:你自己重新录丝绒的歌儿感觉怎么样? M:我之所以重录丝绒的歌儿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它们。“Pale Blue Eyes”是我认为最美妙的旋律之一。当我决定是否想要录点东西时,一个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我是否真的能唱它,而不是弄死它(笑)。“Waiting For My Man”我唱的版本,我认为是相当有趣的。我试着使它们与原版听起来有点不同。我并没有去专门坐下来想:“我怎么能使它们不一样”,而是一直在考虑,如果我来做“Pale Blue Eyes”那应该是个什么路子。我以前想,希望有一天某人能按那种路子来录这些歌儿,回来我得到了这么做的机会。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丝绒的歌儿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重录丝绒的歌儿?我说:“等等,你是想说地下丝绒的成员不能重唱丝绒的歌儿么?那可没道理。” P:你是Bo Diddley大粉丝,不是么? M:噢,我喜欢Bo,一直都是。我第一次看他的现场是在63年,他和Jerome,还有所有那些人。对我个人来说,那是极富魅力的。每次我进录音棚,一定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发誓要录“Bo Diddley”。然后Kostek会抬起他那丑陋的脑袋告诉我说,当你为一个厂牌录东西时,合约的一部分就是,你N年都不能再录那些歌儿。所以,我不能再给另外的厂牌录这首歌,那真的使我很恼怒。我真的想要在每张唱片里都把这首歌录一遍。如果我做到了,我就停下来(笑)。这首歌演奏起来是这么的好玩,因为它只是一个合弦。对我来说所有的事情只是节奏,那是令人激动的。我也很喜欢他的嗓音。节奏是一个很大的吸引。 P:我听说你也很喜欢Babatunde Olatunji。 M:对。他是一名非洲鼓手。你记得Murray the K么,他是纽约最有名的DJ。他过去常常用这种非洲音乐来开始或者结束他的演出,通常都是相同的歌儿。每次我都注意到,我想说,噢,这真了不起。但他从没说过它是谁,这真沮丧。一天晚上他因为什么原因提到了它——“这是Olatunji,激情之鼓”。所以我第二天跑出去买到了它。我爱它们。 还有件有趣的事,那在62年,我正在高中的图书馆里,忽然听到一个通知。通知说:“如果有人想要通过卖糖果来支付鼓手Olatunji在集会上的演出费用的,请来办公室。”所以我就飞快的跑去了办公室。于是在那个小小的学校里,我们看到了Olatunji和他的全部阵容:十或十二名音乐家以及十或者十二名舞者。真让人目瞪口呆,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。在会后,我问下节课的老师我能否离开一会儿,这样我就能找他要个签名。老师同意了,我得到了签名照片,它现在还在我的公告板上。 P:在你第一张个人专辑之后,你很少再打鼓了,有什么原因么? M:噢,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录音时,唱歌更容易。我讨厌边打鼓边唱歌。而有你自己的鼓手时,要更有效率。并且,我是真的喜欢Sluggo(Half Japanese的鼓手)打鼓。我不能打的像他一样。我并没有放弃打鼓,我在Magnet的唱片里打。当我演出时,我更愿意弹吉它。我开始琴要比打鼓早。 P:在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Life In Exile After Abdication》中,与你合作的音乐家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这是怎么促成的?M:所有在我专辑里演奏过的人们都是自愿的,我是真的很感激他们。我从来没找过任何人,因为我很穷,付不起他们的工资(笑)。Lou也是自愿来,我确信他明白这点,如果他在这儿,那专辑能得到多一点的关注。他来了一个晚上,我想好我想要弄哪首歌儿,所以我们全为他准备好了。当我们准备录音的时候,我没有一支乐队,我们也没有贝司手。Kate Nesser认识Kim Gordon,就问她是否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录音,然后她就来弹贝司了。 我认为这些都很了不起,对于给他们添麻烦真的让我印象深刻。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,比我有钱有名,也都比我忙。所以我认为他们能帮助我真是太好了。惟一的问题是专辑在录了一点儿后就要开始一次巡演,我们希望能在巡演前弄完录音,但是没有。你能想像录音是什么样儿的,你录了点东西,然后十个月过去了它才算完了。所以巡演了四周,专辑才出来。 P:所以在录完后你们进行了演出? M:是的。我还在沃尔玛工作,我只能在每年一次的假期时才能干点什么。我们只演了几场来看看是否如我们所想的那样,此后我去了欧洲去做自己的音乐。我讨厌一直说这些,因为听起来像是胡扯,其实它是真的。我那会儿说,“很好,这听起来很有趣,我就在假期的时候干这个。”我跟Jad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出了,这从来就没有什么念头“要回到音乐上”。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,但之后我听到了一盘带子,我吓坏了,我唱的太糟了。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真的歌手,但是无论如何当你听到带子里自己的声音时……我吓坏了。但是我弄完了(笑)。在我们完成专辑后,Jad就要去欧洲巡演。他跟经济人提到了我,他说,“你认为她会对巡演感兴趣么?”Jad给了他经济人我的号码,然后他给我打了电话。我说我应该会有兴趣,但是我离了婚,得自己抚养孩子。我不能不工作,去做一些疯狂的冒险,最后仅仅带着50美元回家。我让他看看我能挣多少钱。我不知道我能挣到12还是2000美元。他给俱乐部打了电话后给我回电说,除去花销,我巡演一个月之后能带着10000美元回来。那比我在沃尔玛全职工作一年挣的还要多。我想了想——我没立刻答应,因为那也可能会让我彻底破产,当我回了家,我就没工作了。我想的越多,跟别人说的就越多,最后我决定试一下。很幸运,我先在欧洲巡演,而不是在美国——要不我可能就得说,忘了它吧。 P:欧洲人能比我们更快的欣赏出自美国的新的音乐。 M:这是很不可思议的。非常的不同。非常的惊人。我猜可能一直都是如此,因为音乐家们总是去巴黎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完全不一样。 P:你的下一张个人专辑怎么样,“I Spent A Week There The Other Night”,你能谈一下么? M:那很有趣。那时我跟Violent Femmes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,他们愿意在我需要时在我唱片里做义务伴奏。我认为录音过程非常的好,我很怀念那段时光,每个人都工作相处的非常好。 Sterling Morrison那时候不在我的乐队里。在我以前录《Life In Exile》的时候(我不能确切的知道我什么时候录,但是我知道一定会录的),我跟Sterling通了电话,我说:“我打算录唱片,你想加入么?”我想他会很愿意的。其实我已经有吉它手了,我并不真的需要Sterling,但是我想他来录音也会是很有趣的。他像打雷一样的问我:“你想要录唱片?!你想要录什么?(笑)”我很生他的气,我想,噢,我再也不问你了,全是因为回应的方式。所以我没有让他参与我的唱片中。然后当我准备第一次欧洲巡演的时候,我告诉了他。他问我们将演些什么?谁来唱?对于我能做这些他是真的大吃一惊。他没有勇气这么做,也没看到我是怎么做的。我没有请他做那次巡演。当我准备做《Spent A Week》时,我已经得到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评价,做了巡演,其中一些还挣到了钱,他知道这是安全的。下一次我们通话时,我告诉他我打算录唱片,我知道他想让我请他的。但是我没有,我跟自己说,我得让他求我。所以我们通了几次电话,他说,你还想让我给你弹琴么?我说,当然了,如果你感兴趣。但是你不能说你会来,却不露面,因为我在依靠着你。当我们录《Spent A Week》时,Sterling就在那儿。他来找我,像平常一样冷静,问我:“我仍然被邀请和你一起巡演么?”我说:“你什么意思?我还以为你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呢!”(笑)我告诉他我很愿意和他一起。 第一次与他一起巡演,我甚至没有告诉经济人他会来。我仍害怕他可能会食言,我们宣传了“Sterling”,他却不在这儿。他热爱巡演,我很高兴他能如此。在丝绒之中,他的认知度最低,部分是因为他一直躲在德克萨斯。在他跟我一起巡演钱,他从来都没有机会听到人们对他说那些,别人曾对我说过的话:“噢,你改变了我的生活”。这当然是很乐于听到的——这真难以想象。跟我一起演出,他确实得到了这种机会,我真的非常高兴。我知道他也喜爱,并且享受演出。对他来说听到这样的话非常的满足。我们过的很开心。从我十岁起我就认识他了,所以相对朋友来说,我们更像是兄妹。我知道我喜欢跟他在一起,但是我只是不想因为求他而给他满足感(笑)。 P:一年之后,你跟Lou和John进行了重组后的巡演,尽管没持续多久。 M:大家又在一起是那么的好,再次成为朋友了,所以巡演结束乐队解散是我曾有过的最伤心、最低落的事。看着一切烟消云散,我真的很伤心,因为在巡演中我们真的度过了一段好时光。之后的这些年,我们再也没有一起过,四个人在同一个地方。对于重组我真的觉得很幸福,而争斗再次开始时却真的让人失望。 但是我们并不是想着我们要重新开始丝绒而巡演的。根本就不是那个想法。对我来说,它仅仅就像是说,“嘿,男孩儿,来点乐子吧”。尤其是在欧洲,对那些这些年一直支持我们的人们而言,我们从没有在那儿演出过。去那儿,为那些曾帮我付房租的人们演出真是好极了。我想那真的很棒,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兴奋的要死。所以那是我的事儿。那就是我想做的——我不能说为别的什么。那也像是一个”谢谢”一样。 P:你认为丝绒的重组减少了了它的传奇么? M:可能不是-我想正相反。 P:在那段时间,你录了《Dogs Under Stress》 M:当我们计划着开始为丝绒重组的演出进行排练时,我正在录音。我们正跟Sterl一起在Savannah录音。我们在录音室里一直这么说话,“Moe,你什么时候坐火车?”各种打乱计划表的东西和一切无意义的东西。最后我厌烦了,说:“等等,你认为你会用所用这些打扰Lou么?”那真的很可笑。 不过我真的是特别享受这一张的录音过程。我们用了一个新的录音室,我很喜欢录音师Phil Hadaway,他是我从此以后一直想用的人。他非常的棒。此外,还因为他会演奏乐器时跳起来说,“噢,让我们来试试这个。”他愿意尝试任何东西。有一些录音师,你跟他说:“你能这么做么?”他们会说不能,因为他们太懒了不愿意去尝试。但是这个小伙子愿尝试任何事。那也是我的主意——尝试任何东西。如果有人有个主意加个声音或者乐器,那就试试。对任何事,直到你试过了才可以说不行。 P:你很多歌儿里都好像提到了家庭生活。 M:那是我最了解的东西。它实际上是一种阻碍。我很乐意去写一首关于汽车或者别的什么的歌儿。这挺衰的。到目前为止,写一首歌儿,关于我不知道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东西,这不能真的让我感到满意。那显然也是一个缺点。当我开始写歌儿时,我正在沃尔玛工作,试着靠着可笑的工资来付帐单,并坚持的做这些,所以在我的歌里,它们都出现了。 很有趣。直到《Life In Exile 》我还从来没有试着写过一首歌儿。当我写那些歌儿时,我在想“这是不是很蠢?”我真的很烦恼。所以我给Lou送了一小盘我在厨房里弹琴唱歌儿的磁带。他在我的生涯里帮助很大,因为他是如此的热情和会鼓舞人。他很棒——他喜欢我自己做东西的主意。在写歌的过程中,Lou打电话来说“嘿,好歌儿……”我知道如果他认为它们不好,他会说“嗯,不错”,但他不会说“Moe,这些东西真鸡巴。”我意识到他认为它们是比较好的歌儿,所以我想“好吧,我不会再为唱这些歌感到尴尬了。”他在这些方面帮了我很多,并且非常会鼓励人。他真的很好。 P:在那之后,你跟Magnet一起工作,而没有录另外一张个人专辑,是么? M:是的。Mark Goodman给我写了很几年的信,还给我了一些带子。他经常提到他希望我能在一张专辑里弹琴,而我一直没有时间。主要是因为当他第一次写信时,我正在工作,所以不能离开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我喜欢他的歌儿,当我不再工作时,他根据我的时间安排了一些录音。我们在布鲁克林录音。我很喜欢那儿。那都是些很棒的歌儿。我们没有排练或者是做别的,就是1-2-3-4,开始。我跟他说,这很好,我非常喜欢这些歌儿,所以如果他想要我来的话,我会跟他做一些巡演。可能他怕得到什么关注与压力,所以不想这样,于是我只花了两周时间,跟他做了两次很短的巡演,为他们的新专辑录了一些新歌儿。但是我并不打算再跟他录音了。那太花时间了。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关注自己的东西。从我开始帮他弹琴起,都过去两年了。 P:在那之后你做了什么? M:大约两年之后,我跟一个叫Vegetarian Meat的乐队一起,我打鼓。这是在Magnet之后,再一次,两个年轻小伙子给我写信,给我寄了一些带子,他们让我来制作。我们在纽约做了这些。不太走运,我发现拥有唱片公司的那个人离开了。那是个小厂牌。我觉得这张唱片里有一些非常好的歌,像Half Japanese或者Jonathan Richman的那种东西。我等了又等,一直在等我拷备,但是什么也没拿到。很可惜,因为这真是一张好唱片。这通常是用小厂牌制作才赌的到的唱片。 P:你最新的唱片是《Grl Grup》。你在向那些六十年代的乐队致敬么? M:那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事情了。我没有钱在录音室里干蠢事儿,所以我想那(录唱片)是我不能做的事儿了。不过Sterling在德克萨斯住了二十年,他在那儿有一个叫John Craig的朋友。最后我去见了他,很不幸,是在Sterling的葬礼上,但是我们一拍而合。我觉得我已经认识他了,我经常的听到他的名字,因为我们关于Sterling共有的感觉。我跟Magnet一起去了加利福尼亚,John来看我们演出。他说:“我想给你钱来做一张唱片”。我说:“太好了,真是上帝所赐!”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足够确定,当我到家时,他给我打了电话。 我太走运了,在亚特兰大有能免费用的录音间。真是太妙了。Clay Harper是一个做儿童专辑的人。他拥有一间录音室,和一些披萨店。他是当地的传奇,他让我在儿童的专辑里唱几首歌。他说”我会付你钱,而且你能免费用录音室一天。”我想他真是太好了。我甚至想付钱再多用几天,但是他说他不会要我的钱。那是我们能录这张专辑一个很大的原因。 当John首先帮助我时,我说我有想做的一些东西。我有了专辑的主意,John也很喜欢那些歌儿。我想我们先试这些,因为它最快,最省钱。这仅仅是为了玩儿,并不意味着一张严肃的专辑。我一直都喜欢这些歌儿,所以我能试着唱它们真的有趣极了。 P:你现在计划着去演出么? M:是的,Sluggo肯定会来。竖贝司手Matt Kohut也是Magnet。我们有了一名正在试用的新吉它手Greg,他跟Magnet一起演出过一次。 P:在那之后呢? M:我接到了芝加哥地下电影节让我在八月演出的电话。这让我能再计划另外一场演出。我确信我们会再次录音,但是当Sterling去世时,我陷入了不可思议的低潮。我只是保持着这种状态,让时间流走,什么也没干。最后,Lou帮了我。他说“Sterl可不想我这样。离开那儿去演出吧。”这就是我跟Magnet一起的一个原因——这确实帮了我很多,虽然仅仅是找点事儿做。我住的地方,可以说啥都不是,所以说如果我既没演出,也没去纽约跟什么人一起工作,仅仅说“一起巡演太难了”,那是很容易的。 Kropotkins是另一个我曾经与之工作过的乐队。我们在十一月录的音。那不是我的乐队。它是David Soldier的分去乐团之一。我认为它很棒,真的很有趣。我打鼓,弹贝司。乐队里有一把小提琴,一把班卓琴,一把吉它,还有一个主唱,换着乐器玩。它不是乡村,也不是摇滚乐,它真的与众不同。我们做了一些演出,仅仅是为了玩。我们不知道人们会怎么想,所以我们说“让我们来演一场,看看怎么样吧”。大家很接受我们,我们录了专辑,现在我们正等着等David有足够的钱和时间时来混音。我对此感到高兴极了。 P:除过地下丝绒里的人,你觉得其他乐队里的那些人和你志同道合么?M:我不觉得跟任何人有这种关系!(笑)我们遇不到任何人。我们身边也没什么其他的音乐家。同样,我们也不做很多的巡演。我们不常在路上。我想这不能改变任何情况,从来就是如此。我们只在纽约一带活动,演出时也很少和其他乐队一起。 P:你是怎么看待当今的许多乐队被地下丝绒影响? M:我想这是很好的,当听到有人说他们受到我们影响时那都很棒。但我不得不得诚实一点……我发现其实很少听到什么人说这些:“他们听起来非常的像地下丝绒!”我没听过。我知道是有影响的,因为他们说有,但是坦率的说,我没听人过起过。这些说法很好,是一种荣幸,但我真不能做出评断。随机文章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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